当新美术馆宣布他们要举办一次由杰夫·昆斯（Jeff Koons）策展的展览，展示希腊裔塞浦路斯人达基斯·琼诺（Dakis Joannou）的藏品——这其中包括莫瑞吉奥·卡特兰（Maurizio Cattelan）、凯迪·诺兰（Cady Noland）、蒂姆·诺贝尔（Tim Noble）、苏·韦伯斯特（Sue Webster）、奇奇·史密斯（Kiki Smith）等人的作品——时，舆论一片哗然。博客、艺术评论、记者们纷纷指出艺术馆展出作品有许多不当之处，其中最紧要的是作为私人藏家的琼诺同时也是机构出资人，而他的藏品中有40件是策展人昆斯的。在这一片道德声讨中，似乎忽视了作品集中展出能带来视野广度及其重要性。虽然有人怨声载道，甚至呼吁彻底取消展览，许多人还是期待看到作品第一次在美国展出。克里斯·保尔斯（Chris Bors）和琼诺谈了即将到来的展览、他的收藏史，以及他于1983年创立的戴思特基金会。

你是怎么开始收藏的？

有一回我走在（纽约）东村的路上，经过纪念国际画廊（International with Monuments ）。我看到了杰夫·昆斯的《一个使球完全平衡的箱子》（1985），就买下了。起步是比较慢的，但后来我结识了其他一些艺术家，比如阿什利·比克尔顿（Ashley Bickerton）和迈耶·魏斯曼（Meyer Vaisman）。人们对我的收藏存在误解，我在这些艺术家出名之前就开始收藏他们的作品了。

可以谈谈你的基金会吗？

建立戴思特基金会的目的是参与到当代艺术的对话中去。我在开始收藏前两三年就建立这个基金会了。对我来说，重要的戴思特提供的语境，而不只是收藏：这里面是存在联系的，和别人合作，和朋友合作，产生一些有趣的想法。这让我显得和其他藏家不一样了。一方面，我要通过不同的角度去展示这些藏品，比如“碎裂的形象”（2007-08）这个展。另一方面还会有一些支持和推广希腊当代艺术的活动，用戴思特奖金为希腊年轻艺术家创造一个平台，这个奖每两年颁发一次。自基金会创建以来已经办了40个展了，其中一半是用藏品的，另一半不是。从一开始，这个基金会就持着开放的态度去和外界交流。

2005年巴黎的东京宫以及2007年在维也纳的艺术厅和现代艺术博物馆都曾展出过你的藏品，当时有没有引发争议？

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因为它能告诉大家，这些收藏是经过一种协作才实现的，还有收藏这一行为所涉领域的广度。在巴黎和维也纳的反响都很好。在法国，文化部长做了一个重要的演讲，他感谢我促成这样一个活动。东京宫本来想要展“纪念现在” （2004-05）的，但是是奥运会期间，展品正在希腊的戴思特基金会展出，所以我对他们说：“不行，要不你们还是自己做一个展吧？”就这样，策展人尼古拉·布里奥（Nicolas Bourriaud）、热罗姆·桑（Jérôme Sans）、马克·桑切斯（Marc Sanchez）做了一个“译介”。当时“梦与创伤”（Traum & Trauma）正在维也纳展，所以我把藏品调给了他们。但他们是挑选了的，东京宫和维也纳的展都是，所以那是他们的展。

新馆的展是什么来历？

我在80年代中期就认识（新馆总监）丽莎·菲利普斯（Lisa Phillips）了，（他们的）策展人马西米利亚诺·吉奥尼（Massimiliano Gioni）是戴思特基金会展“纪念现在”的五位策展人之一。另外（首席策展人）理查德·弗拉德（Richard Flood）在给芭芭拉·格拉斯通（Barbara Gladstone）做事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。他们问我能不能用藏品做一个展。就这么简单。重点其实不是展示藏品。不然空间得比这大十倍。

能不能谈一谈杰夫·昆斯在里面起什么作用？

新馆请杰夫作策展。我根本没指望他会接受。展些什么我是无权过问的；全看杰夫挑什么。如果新馆说他们要自己来策展，我也一样会同意。1988年戴思特基金会的第一个展“文化地理”的策展人是艺术家海姆·史坦巴赫（Haim Steinbach）。用开放的态度去接触艺术家和策展人，让他们与藏品进行交流，这一直是我的想法。

你想让赶来看纽约这次展的人得到些什么？

我不只是想把展品弄到纽约来展示一下的。重要的是收藏的历史，艺术家、策展人和我自己如何协同共事。新馆采纳了这个思路。如果还是有人恨这个展，那我也没办法。我只是想把真相说出来。